习近平这些改革思想和主张，特别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经济理论，使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学”既坚持问题导向，又突出适合中国难题的改革思路，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供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导。

　　恩格斯曾说过，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学科。也就是说，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传统，任何改革主张都将是脆弱无力的。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还要深化、丰富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尽早形成能够指导新常态下中国改革的“新版政治经济学”。

　　尽管尚处在起步完善阶段，习近平主导制定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已经显示出许多超越西方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但国际国内许多人囿于对西方市场经济学说的迷信，先验地认定只有“华盛顿共识”这一唯一的西方市场经济形态才是终极真理。事实上，观察习近平的全面改革方略和推动中国制度创新的崭新实践，是学界的一种共同责任。打造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能解释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为世界经济开辟新路的现实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道”与“术”之别，所谓“道”是指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等形而上的概念，而“术”则是具体实现的手段、方法和路径等。

　　如果仅从“术”的层面解析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一定意义上确实存在与西方经济学相合的地方，而如果从“道”的层面来判断，其中的旨趣就大相径庭了。

　　强调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服务人民，这可以说是习近平倡导的政治经济学新教案的内核。

　　习近平在2015年11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的这一论述，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民本情怀。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还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作出明确界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

　　习近平强调，要高度重视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要忘记发展的“共富目标”，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如此，他还在“十三五”规划说明中特别强调，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全面建成中国的小康社会，这也体现着把造福人民作为发展的目的、一切为了人民的中心思想。比如协调、绿色、共享，就是如此。协调和共享，是为了解决“一切为了人民”中的短板问题；绿色，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问题。习近平从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上强调把造福人民作为发展的目的、一切为了人民，体现了其经济思想的鲜明民本特色。

　　2016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恳切地谈及要关照工人阶级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他说，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

　　在这次全国“两会”上，习近平还专门参加了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与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代表谈心，他先为非公经济人士送上定心丸——要使有关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地落细落实。此前，习近平也多次表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给权力与资本划出了一个隔离防线——对领导干部而言，“亲”就是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就是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习近平十分简洁地用“亲”“清”两字阐明了中国需要建立的新型政商关系，这为长期困扰中国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权力介入资本”“资本腐蚀权力”架设了一道“防火墙”，有着深远意义。

    引领中国实现历史跨越的“强国策”

　　2016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外媒纷纷注意到，“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成为舆论界一大热词。

　　新华社在此期间，用了8组关键词来解析“习近平政治经济学”：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用好，积极适应“新常态”，以“供给侧”发力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战略思想。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现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的任泽平，是中国国内最早提出“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学者之一，任泽平认为，习近平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许多重要经济思想和理论成果。概括来说，“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可以归纳为以下“六论”：“新常态”论、“两手合力”论、“基本经济制度”论、“共同富裕”论、“人民主体”论、“五大发展”论。

　　不管是8组关键词，还是“六论”，都说明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

　　2016年1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在中国《经济日报》上发表理论文章，高度评价习近平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改革和世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认为这是为丰富人类经济思想贡献的“中国智慧”。

　　张宇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丰富人类经济思想宝库，贡献了中国智慧，这是我们在经济领域中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为解决中国经济新阶段的问题而提供的解决方案，但这种中国特色，恰恰也是中国领导人为世界政治经济困局开出的新药方，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创新又是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与19世纪英国的关系、李斯特与德国崛起的关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20世纪美国的关系，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从当下时代的最重要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前景未卜、出路不明：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并且充满希望。”另一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邱海平则更看重“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推进世界范围经济学提升的启迪价值，“这就意味着，产生新的经济学大师的时代到来了。新的经济学大师不可能从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或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人中产生。相反，大师一定是从能够批判地扬弃已有的两大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中产生。中国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

　　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是从中共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大历史时期。中国已经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确定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迈进。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壮举。“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领导中国向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进的经济战略构想，这一引领中国从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迈进的“强国策”，正在快速改写世界经济版图。

　　了解“习近平政治经济学”，一大诀窍就是看趋势和走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参加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中国低于10%的经济增速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放缓。“不能拿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率来和当前的经济增速作对比，而要将中国放在全球的经济环境中来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高。相信在中国政府各项改革的推进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将会比肩欧美等发达国家。”

　　曾任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罗思义也专门在中国报纸撰文指出，为什么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反而进一步落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罗思义希望中国不要被“华盛顿共识”催眠，而应当树立经济学自信——“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失败的发展战略。相反，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那些国家，并非基于“华盛顿共识”。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唯一的正确方法是实事求是。